陈志豪:《基本法》教育的本质应为价值观教育

来源: 大公网  作者: 陈志豪

[导读]无庸讳言,《基本法》经已颁布27年,实践了20年,继续流于一种表面的、教条式的灌输,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了。未来的《基本法》教育,必须加强说理性,并且更加进取。

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副主席陈志豪。

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副主席陈志豪。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各类型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此起彼落,绝大多数与会者均同意必须加强"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的宣传教育。问题在于,怎样加强呢?港人是否完全未听过、未看过、未接触过《基本法》条文?抑或看过后却不理解?甚至是理解后不认同?对于《基本法》160条条文、3份附件及25份文件,到底港人对哪一部份比较不理解和不认同?笔者认为,先弄清楚这几个根本性的问题,"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的宣传教育才可能落到实处,取得更进一步的成效。

事实上,在多年来铺天盖地的宣传推广下,港人或多或少总会接触到一些《基本法》条文,至于完全未接触过《基本法》的,很可能是对政治高度冷感的人,亦未必会对《基本法》有多少意见。故此,近年与《基本法》相关的争议,几乎全属于接触过但未能准确理解,又或者理解后但不认同的一类。至于160条《基本法》条文中,有争议的部份,一般是牵涉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的条文,主要分布在《基本法》第1、2、4和第8章,即总则、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政治体制、基本法的解释和修改;至于第5至7章,即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经济民生和对外事务的部份,则几乎没有引起多少争议。

我认为,要消弭社会各界对《基本法》的争议,至关重要的功夫,是构建一套更完整的《基本法》论述,以及作出一套合符"一国两制"原则和精神的意识形态宣传,把"一国两制"及《基本法》条文的社会政治背景、原意、依据和利弊说清楚,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无庸讳言,《基本法》经已颁布27年,实践了20年,继续流于一种表面的、教条式的灌输,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了。未来的《基本法》教育,必须加强说理性,并且更加进取。

何谓构建《基本法》论述呢?以《基本法》第1条为例,我们除了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份"外,还应该指出香港与国家血脉相连的文化关系、历史关系、社会关系、宗族关系和政治关系;在《基本法》第4章中,多处体现了"行政主导"原则,我们应强调香港有"行政主导"的政治传统,并突出"行政主导"的优点,甚至进一步指出"三权分立"的缺点;在《基本法》第45条中,提及"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我们应剖析设立"提名委员会"的优点,树立中央于特首选举中的宪制性和正当性角色,并批判"无限制选举"之缺憾及不现实的一面。

说到底,有关《基本法》的争议背后,并非《基本法》写得不够好,而是《基本法》与部份意识形态倾向西方的港人的价值观有抵触。这是一个价值观冲突的问题,也是"一国两制"之中必然存在的内在矛盾。

我们理应知道,有怎样的制度,便有怎样的价值观;有怎样的价值观,便有怎样的制度。既然香港实行的制度是迥异于内地的,港人的价值观自然也迥异于内地。在部份港人信奉的西方价值观下,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政府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以保障个人;法律条文的解释权属于政治中立的法院;政府首长的选举应该是无限制的。这几种价值取态,导致了港人与《基本法》之间的最尖锐冲突,甚至予人一种冥顽不灵的感觉。不从价值观上入手,这些争议是无从解决的。

诚然,要重塑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绝不简单。当中既有破除旧观念的功夫,也有树立新观念的功夫,难以一时三刻完工。不过,进展始终是需要的。若然"爱国爱港"阵营未能成功构建及推广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符合"一国两制"精神的意识形态论述,由《基本法》所引起的争议恐怕会持续下去。而《基本法》引起的争议,则是香港持续"泛政治化"的最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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